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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冀南小村的“大包干”往事

时间 2018-08-02     

 

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,农民踊跃卖余粮给国家。省委党史研究室供图

[阅读提示]

中国改革始于农村,农村改革的突破口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。

今天许多人并不知道,冀南平原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——大名县万北村,曾是全国最早突破“一大二公”束缚,探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村子之一。

当年实行分田到户的大名县万北一队,是怎样顶住压力悄然而顽强地进行探索的?从谈“包”色变到称赞“直来直去不拐弯”的“大包干”办法好,万北村靠什么平复了来自各方的质疑,促成了当地干部群众思想的转变?

透过一个小村子的“大包干”往事,让我们共同回顾那段饱含力量和希望的激荡岁月。

 

河北省农村干部群众学习中央关于农村生产责任制文件。省委党史研究室供图

 

1

穷则思变——小村子悄悄分田到户

冀南平原的邯郸市大名县万堤镇万北村,因地处漳河套内,有着肥沃的红淤土和两合土,最适合粮食种植。

今天许多人并不知道,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,曾是河北省较早率先突破“一大二公”束缚,探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方。

在当时,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一个更通俗的叫法——“大包干”。

时任大名县万堤镇万北一队队长、实行“大包干”责任制的领头人董可志,说起当年为什么敢冒险把地分给农户时,一脸沉重地说:“这是穷则思变的结果。兔子没草吃,人没饭吃,逼得没法了。”

穷到什么程度呢?

据资料记载,万北村在人民公社化实施以后 20年间,粮食生产始终没有大的发展,粮食亩产一直在250公斤到280公斤的水平线上徘徊。到1977年,集体生产已举步维艰,全村140户社员,620口人,1148亩耕地,全年亩产205公斤,人均年收入45元。

“具体到我们一队,情况更糟。全队46户社员,208口人,312亩耕地,大部分劳力却很少下地劳动,因为干一天活儿挣8分工,不够一个鸡蛋钱。春天麦苗旱,队里闲着机井没人浇,结果,1977年麦收时,小麦亩产只收了64公斤,不但没向国家交公粮,连社员的口粮也没保住。”董可志回忆说。

当时,万堤公社共有68个生产队,万北一队收入倒数第一。

穷则思变。为了过上好日子,一队社员们没少议论,没少探索和尝试。

开始是换干部,结果贫下中农社员差不多轮了一遍,还是搞不好。换干部不行就分队,1975年分成两个队,干部多了,吃闲饭的就多,吃闲饭的多了,社员分的更少。情况更糟,不得已,1977年又合到一起。

当时,董可志担任队会计。1977年麦收以后,经社员推举、村党支部任命当了队长。

面对一个烂摊子,他整天冥思苦想,琢磨出路:“难道把大伙捆在一起,一年又一年地受穷,就是干社会主义吗?不论谁当干部,也不论队大队小,如果还是‘上晌听打钟,干活一窝蜂,干多与干少,都记3分工’,什么时候也搞不好。”

“强往一块捏也捏不成了,不如干脆把地分到户。地里活包给各家干,谁干得好多开工分,谁干得不好少开工分。”董可志找队里的老党员、老贫下中农听意见,社员们也赞同他的想法。

于是董可志把这一想法和社员的意见向村党支部作了汇报,但村党支部认为,刚刚批过“三自一包”,“农业学大寨”又喊得正响,别再担上“走修正主义路线”的罪名,没有允许。

恰在此时,公社书记张兆到万北村蹲点,董可志详细谈了自己的想法,没想到得到了张兆的默许,还叮嘱他,“不要声张,秘密搞一段试试看。”

有了公社书记的支持,董可志胆子大了些。

说干就干。1977年夏天,万北一队把280亩玉米田按劳力多少分到各户,并向社员讲明,每块地施肥一样多,犁地、打场由队统一安排,其他农活各户自己干,最后根据产量多少开工分。

 

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,河北省粮食产量连年提高。图为农民晾晒丰收的玉米。 省委党史研究室供图

2

试验两年——从“老大难”到富裕队

1977年夏,万北一队刚把责任田分到户,村党支部副书记就找到董可志,说这背离社会主义方向,有风险,要他立即收回。大名县委一些领导也表示“万北一队的办法近似分田单干,不能推广”。

董可志说:“我是为发展集体经济探索新路,只是作一下试验,如果上级怪罪,由我一人承担,决不连累别人。”

就这样,万北一队的试验顶着各种压力悄然而顽强地实行。

虽然万北一队分包责任田的办法,与后来建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比还不完善,但与原来评工计分、按工分分粮分款的“大锅饭”办法相比,已经显示出优越性,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一下被激发出来。

过去需要一天干完的活,分包责任田后,一个早晨便干完了。哪块地缺苗断垅,社员不找队长,自己就补种了。麦田串种玉米,不用队长安排,家家自制点播器,种得又快又好。还有社员把多年积攒的老坑土、下房土都用在了责任田里。

时任大名县常务副县长的程廷雪,下乡调研曾路过万北一队。当时天已很黑,与以往地里无人不同,他看到很多社员提着灯笼、火把在浇地。

程廷雪回忆说:“在集体经营下哪来这么大的干劲?我心想,准是搞了包产到户。看到社员热情那么高,我也不好阻拦。”

于是,为了对上级有个说法,程廷雪与时任公社书记张兆商量,采取巧说的办法,对外统一称“大田管理,责任到人”。

在这样的干劲儿下,当年万北一队秋季收粮36000公斤,比上年增长30%。

秋后,经村党支部民主讨论决定,以后长期实行分包责任田的办法,并对办法作了进一步补充和修改:第一,集体的全部耕地原则上按人劳对半分到各户,有的愿意多分或少分,经民主讨论可以灵活掌握。第二,责任田长期固定不变。第三,作物成熟时,干部和社员代表到地头验苗,分等评工。第四,种植计划、生产投资由队统一安排,产品统一分配,农田基本建设和零活由队统一调配劳力。

看到收成的增长,万北一队的干部和社员们有了信心,觉得照此办法搞下去,脱贫便指日可待了。

不出所料,1978年,全队粮食生产取得惊人成绩。小麦平均亩产275公斤,是上年的4倍多,全年粮食亩产由上年的180公斤猛增到525公斤。1979年全年粮食亩产更是增加到777公斤。社员人均分配收入由1977年的36元,增加到1979年的100元。

从1977年到1979年两年时间里,万北一队由全公社倒数第一的“老大难”队,一跃变成第一名的富裕队。

当时有一句顺口溜,形象道出了“大包干”的优越性:“大包干大包干,直来直去不拐弯。交足国家的,留足集体的,剩下都是自己的。”

3

顶住压力——责任制形式步步深化

尽管万北一队的做法取得了成绩,但直到1980年之前,万北一队都不敢张扬。这种低调与此前很长一段时间谈“包”色变的历史环境有关。

然而,即便不声张,万北一队的做法还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,引来褒贬不一的评议。

一些群众赞成欢迎,但部分公社干部也颇有微词。有的说这办法是分散集体,有的说是“跟大寨对着干”,还有的说是“倒退”,是一种右倾思潮,甚至是“拉牛退社,是典型的反革命。”

1979年3月后,中央、省委、地委先后多次派人到万北一队调查。还有两位解放军干部,持部队介绍信前来查访,说“大名县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影响了军心,有的战士不安心部队工作,要求回乡种责任田”。

但各路人马深入考察后,看到社员们家里大囤小囤堆满了粮食,了解到大量增加的集体积累和对国家的贡献,无不由衷赞叹,认识也开始有了转变。

在大包干的推行过程中,正是一些农村“一包就增产,农民就致富”的事实,有力地教育了一些对此有顾虑的干部和理论工作者,促使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。

政策层面对包产到户认识的改变,始于1980年9月27日中央下发的75号文件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》。

文件指出,“实行包产到户,是联系群众,发展生产,解决群众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措施”,“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,而不是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,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,因而并不可怕。”

有了这一文件“撑腰”,万北一队的做法也逐渐从被质疑转变为被认可。

文件下发后不久,人民日报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、河北日报等媒体都报道了万北一队实行责任制的做法。邯郸地委、大名县委组织了多次讲授班,让董可志讲经验、谈感受、教方法。一时间,多地掀起学习推广万北一队的高潮。

1980年冬,万北一队进一步修改完善责任制,去掉工分,真正成为“直来直去不拐弯”的“大包干”:犁地、浇地、播种、打场由生产队承担,其他农活和投资各户自行安排;责任田的产品,全年每亩上交国家和集体125公斤小麦,其余归各户所有;集体留下机井、拖拉机、播种机和提水工具,中、小农具和牲口作价分给各户。

1981年5月,省委提出“对已经实行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的,要加强领导,积极帮助搞好,对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目前还没有公开的要鲜明承认,要求搞的要支持。”

至此,包产到户、包干到户两种责任制被彻底“松绑”。

但此后,全省上下干部群众对“大包干”责任制的认识和思想进一步统一,也经历了一个过程。随着各地认识进一步提高,促使这一责任制呈现出快速发展势头,为全面推广普及“大包干”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奠定了政策基础。

随着各地改革探索不断深入,“大包干”不断被推广开来。1983年1月,正定下发包干到户责任制办法,提出土地可以分包到户,“大包干”在正定全面推广,在河北省开了先河。

也就在这一年,河北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走向普及,极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。当年,河北省虽然遭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次特大干旱,仍然创造了农业生产增产增收的奇迹,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1899.9万吨,比1978年增长12.6%,年均递增2.4%。

时至今日,回顾“大包干”推行过程中那段解放思想、穷则思变、勇于实践的光辉岁月,我们不会忘记,在冀南平原漳河河畔有一个小村庄,它通过探索尝试,进行了有益的改革实践。(记者李冬云 通讯员李桂花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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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大包干”带来大变化

1991年,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决定: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、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,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,并不断充实完善。1993年,国家将其写进《宪法》,以法律形式保护这一制度长期稳固。

作为农村经营方式的变革,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和完善,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都是难于估量的。它理顺了农村生产关系,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,促进了多种经营的发展,最终被确立为我国农村基本的经营制度。以此为突破口,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迎来了全面变革。

最显著的,是推动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。推广普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,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,农业生产加速发展。

1984年,河北省粮食总产比1978年增长26.3%,棉花产量增加8.2倍,油料增长2.2倍,其他农产品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,缓解了长期以来主要农产品供给紧张局面。

同时,酝酿了人民公社体制的变革。

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,家庭成了最基本的生产单位,人民公社“三级所有,队为基础”的体制不废除,就会阻碍这一责任制优越性的发挥。

1984年,河北省全面开展建乡工作,到年底共建乡镇3671个,原有的政社合一、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不复存在。

而且,农业产业结构得以调整优化。在保证粮食稳定增产的前提下,河北省大力发展经济作物,加强林果业和养殖业。

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,农业与非农业的比重,1985年为52∶48,1990年调整为41∶59。林牧副渔业突破依附农业的状态,开始成为独立产业,尤其是畜牧业发展较快,成为农业经济的第二大产业。在种植业内部,粮食生产“一统天下”的局面明显改观,经济作物、瓜、果、蔬菜等高效农业迅速发展。

此外,个体私营经济逐步成长,推动了农村所有制结构的调整。

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,使农民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,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,有限的土地已经无法容纳庞大的农业劳动力,促使部分农民各展所长,因地制宜搞起了以商品生产为特征的种植业、养殖业、加工业、运输业和商业服务业。

到1984年底,河北省农村各类专业户占全省总农户的4.1%。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,由1978年的4877户增加到72.24万户,从业人员由9957人增加到127.67万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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